也谈恩格斯的艺术起源学说

程孟辉先生的文章《开创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理论——略论恩格斯的美学思想》（载《光明日报》1997年12月9日），对恩格斯的美学思想理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和概括，并指出了其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质，读后颇受教益。但程文对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观点，论述却有欠全面、深入，因而甚至有欠准确，其中“关于艺术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部分尤其是这样。故不揣冒昧，提出商榷，以就教于程先生和大家。

程先生将恩格斯关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述归结为“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理论”，所依据的主要是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胳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旧版第3卷。以下所引，同此者不再加注）

程先生这样使用论据和提出论点，显然都是有纰漏的。其一，恩格斯说这番话，意在说明手“是劳动的产物”，而不在于说明艺术的起源，拿来证明艺术起源问题自然非常牵强。其二，据此便推断出“恩格斯关于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劳动说”，则更是把恩格斯的理论简单化了。

事实上，过去的包括“摹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等在内的种种关于艺术起源的学说，由于都是将艺术起源归于单因，都暴露出了明显的片面性，因而都不能对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完满的解释。于是，西方在百余年来，我国在进入新时期以来，许多文艺理论家和艺术史家改变了“单因论”的思路，他们利用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的新发现，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力求把多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考察艺术起源的问题，并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实践证明，这样的努力方向是对头的，所显示出的理论说服力也是巨大的。正是由于这种研究思路的转变，当我们今天重读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时会十分清楚地看到，他的理论的精彩深刻之处，恰恰在于没有拘囿于“劳动说”，而是把艺术起源问题放在人类不断进化、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予以说明，因而不仅在当时，就是放在今天，也仍然居于领先地位，具有开创性和启示性的意义。

与程先生所引的那段话有所不同，恩格斯的另外一段话，的确是直接说到了艺术起源的问题：“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同样的意思，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例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论述显然可以互相印证，说明恩格斯关于艺术起源问题的思考是非常成熟的，其理论的丰富内涵也是非常确定的。

那么，通过上面的论述，恩格斯在艺术起源问题上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根据我的学习体会，是不是起码可以分析为以下依次相互关联着的几个要点。

第一，劳动是艺术起源的基本条件。

恩格斯说：“它（指劳动——引者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依照恩格斯的观点，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性特征，这样，劳动也就只能是人的劳动。就劳动与人的关系而言，无疑既是人把劳动从动物的自然行为中提升出来，也是劳动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最终使人类同动物划清了界限。换言之，人的劳动和劳动的人是互为条件、互相创造的。所以，恩格斯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肯定“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劳动视为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人类生活包括方方面面的生活，每一个方面的生活必然都有其相对应的条件，而劳动只能是其“基本条件”而且是“第一个”。恩格斯这样表述，所强调的显然是劳动的最初意义，即物质劳动的意义；而物质劳动并不是精神劳动，更不是艺术劳动，故不能必然地产生艺术，我想，这也正是恩格斯从来没有笼统地说过“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原因。恩格斯的理论是非常科学的又严谨的，我们如果忽视了这种理论的科学的严谨性，简单地将它归入“劳动说”，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第二，人的能力的不断提高是艺术起源的内在根据。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之中，恩格斯分别论述了人的手、人的发音器官、人的脑髓的最初进化过程以及后来的不断提高完善过程。在这样的论述中，他除了肯定劳动对于人的器官的发展变化的作用之外，还同时指出“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这就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人类的进化和进步根源于两种最根本的原因：劳动和需要。正是人的劳动和人的需要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人的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人的能力的提高，又会促进人的劳动和人的需要的提高。这两个方面互为因果、交相作用、共同发展，“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毫无疑问，人类的萌芽状态的艺术行为、艺术活动，就出现在人的能力提高到相应水平的时候。人的能力中包含着人的劳动和人的需要，它的提高才是艺术起源的内在根据。

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的艺术起源学说，进一步地显示出了与“劳动说”的更大不同。“劳动说”是将艺术起源直接地同物质劳动联系在一起，而恩格斯则在两者之间强调了人的能力——对于艺术，这就是艺术能力；而且，由于人的能力又是人的劳动和人的需要的共同结果，因而，人的能力之中，便自然包含着客观的社会实践与主观的心理动机这样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如此，恩格斯的理论，便充分展示了艺术起源的非单因性，也即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性。唯其如此，才足以解释清楚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艺术的出现极其久远地滞后于人类的劳动。众所周知，人类的历史，即人类的劳动史，至少已有二、三百万年了，而人类的艺术史（就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萌芽状态的艺术也计算在内）却至多才有四、五十万年。二者的起始时间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这只能说明，艺术的起源，需要直接依赖人类最初的艺术能力的形成，而并不直接依赖人类的一般劳动能力，更不直接依赖物质劳动。那种以为原始人类的狩猎舞蹈就必然地直接产生于他们的狩猎劳动的说法，看起来与恩格斯的理论有些相似，其实却全然不同。

第三，人的思维能力的分化和艺术思维能力的确立是艺术起源的最终标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根据人的思维的不同，区分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种种方式，并指出艺术方式就是其中之一。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将“完全形成的人”定位在他们的脑髓和思维能力的高度发达上面。他指出，“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愈来愈新的推动力”，正是它，使得“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产生了社会分工，而且分工越来越细致，“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恩格斯从人类思维的角度界定艺术的起源，并大致地勾勒出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最初分化过程，在这一点上也显示了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恩格斯在世的时候，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还不可能对原始人类的思维活动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后来的有关发现和研究却完全证实了恩格斯这一论述的正确性。西方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得出了公认的结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混沌状态的思维，里面包孕着诸如认识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各种思维的因素和成分，只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分化过程，就有可能各自独立出来，成为不同的思维，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科学的理性思维的出现，是原始人类思维能力得以分化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科学的理性思维必然会以其清晰性，打破原有思维的混沌状态，故科学思维能力的确立，也就同时意味着思维能力分化的完成，意味着艺术思维能力的确立，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断言的“艺术和科学”最后的同时出现。